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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教授：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2001年11月16日在中科学专家俱乐部
我想从文化思想方面谈谈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也涉及科学思想。我是搞经济的，80岁以后才研究经济思想史、学点哲学，现在还是小学生。科学更完全外行。今天讲话真是班门弄斧，只提些个人看法向诸位请教，尽量简短，留时间大学座谈。
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或近代化是同义语，没有个经典定义，可有不同看法。
一种看法，现代化即工业化。工业化无疑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晚清洋务派引进近代工业，中国开始现代化，但随即发现工业发展不起来，还必须有制度改革。戊戍变法，辛亥革命，这也许是更重要的现代化。
第二种看法：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确，中国的科学和新的政治制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三四十年代有"全盘西化论"。
费正清（John K.Fairbank）提出"冲击--反应"摸式 (impact and response)，近代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西方冲击的反应。但近年来讨论现代化的内因和外因问题，观点有变化。1994年柯文（Paul A, Cohen）发表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对冲击--反应模式作了全面批判。1998年著名经济学家麦迪孙（Augus Maddison）发表（Chinese Economic
Perfernance in the Long Run,证明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都居世界首位，到1913年也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同年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发表Reorient，中译《白银资本》，引起更大的轰动，长期是中国影响西方，西方的优势不过两百年。
还有个理论问题。西方化论点的根据是文化一元论和价值一元论。这种一元论出于基督教，康德完成论证，到黑格尔变成中心论。但20世纪以来，这种论点逐渐破灭了。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研究了古今21种文明的兴衰，结论是世界文明是多元的，而且是等价的。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是文化多元论和非中心论。最著名的柏林（Tsaiah Berlin,1909--1997）提出各种文化是不可通约的，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更多人认为，世界本来就是差异的、多样的，进步和落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种看法，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法国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提出，西方普遍看法。中国人也深信不疑，因为它符合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论点，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化了。但现在看，也有毛病。问题是现代化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马克思论俄国农村公社时曾说有可能越过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实际就是由半封建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的。俄国1961年废除农奴制，但其科学化和工业化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的。
最后，还有一种观点，现代化即理性化，这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的。但史学家早有这种看法。西方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后，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即理性化运动，由神的世界进入理性世界，就进入现代化社会了。理性化的两大成就是建立了近代科学和宪法式的民族国家，也就是科学与民主，而这正是现代化的标志。
我赞成这种看法。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比较中国和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以及为什么中国理性主义发展甚早，但中途夭折，未能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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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与认识论
现代化或理性化的成就是科学与民主，但从思想上说，乃是世界观和认识论的转变。世界观即本体论（ontology）。人们对宇宙的看法，说来话长，但有两个基本点，即人们对天与自然界关系的看法，人们对人与人关系或社会关系的看法。认识论（epistemology）是主体的客体的认识，内容也很复杂，但有一个基本点，即人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看法。这三个基本点都是马克思总结出来的，也是哲学界所公认的。今天我们讲世界现与认识论，就只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三个基本点。讲中国与西方传统哲学对这三种关系看法的异同；再讲理性主义兴起后，中西对这三种关系看法的分歧加大了，以及中国的理性化为什么失败；最后讲最近几十年来，中西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看法又接近了。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国叫做天人关系。在儒家、道家、法家有所不同。儒家的天是神意义的天，天有意志，孔子讲天命、孟子讲天志，荀子讲天职天功。但人与天是相通的，孔子知天命，孟子更是"万物皆备于我"。惟荀子有"制天"之说，但注考证，"制"是个错字，荀子并没有像培根那样要制服天的意思。先秦法家即老庄的天，是自然意义的天，天和人都是自然生成的，完全和谐的。法家，主张以法治人，但在天人关系上，除商鞅外，都宗道家。秦汉以后，道家，法家思想融入儒家，所以传统儒学的世界观，人与天是相通的、天人关系是和谐的，而且愈来愈和谐，到宋代正式提出"天人合一论"。
西方不同。从希腊哲学起，就是神意义的天，尊重神的意志，而且愈来愈严重，到中世纪，变成神的世界，上帝和教会支配一切，直到近代科学兴起，到牛顿和康德，仍是神意义的天。不过，在希腊哲学，天人关系还是和谐的，到理性主义兴起，才变得对抗了。
人与人的关系。儒家讲仁义，人与人是互助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人性善。惟荀子讲性恶，但他说，正因为性恶，人才"欲为善"，并且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善人，即使不能成禹，其本性也"无害可以为禹"。
西方，希腊哲学还是强调伦理道德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主张教化人民，成为良善公民。但没有人性善的概念。到中世纪，就完全是人性恶了。每个人都有原罪，都作恶。国家和教会的任务，就是拯救犯罪的臣民，进入天堂。
不过在人的行为上，希腊有"真、善、美"三大标准，这很伟大。相比之下，中国强调善，止于至善。也讲美，但对真重视不够。中国讲诚、信，这都是真，但西方还讲事物的真。西方哲学有物理学一门，物理学是求真的，中国没有。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基本是一致的，哲学叫同一性，idenfity。如"仁"，即二人，是平等关系，可互相了解。对外界事物，如对天，也是这样。
西方不同。希腊哲学，从最早的泰勒斯（Thales，前624-前554）起，就强调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
的对立，在语言上也是这样，中国语言可以无主体。这种传统愈演愈烈，以至出现唯我主义，对立变成对抗。这在认识论上就是思维与存在分离，以至出现怀疑论、不可知论、二元论。下面再谈。
不过，在认识方法上，西方自希腊起就讲"逻各斯"Logos，道理或规律，以后演化为逻辑学，日益精密，对理性化特别是科学发展贡献很大。中国不同，中国辨证思维很高明，西方比不上，而逻辑思维很糟糕。墨经绝唱后，几乎无人谈起，在理性化运动中吃了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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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理性化运动
西方在文艺复兴后，陆续出现大批理性主义大师，思格斯称为"巨人时代"。巨人中有科学家，从哥白尼到牛顿；有政治家，伏尔泰、卢梭。单就思想家或哲学家说，有两大学派：一派是经验主义者，理性来自经验，以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1）、休漠（David Hume 1711-1776）为代表。一派是唯理论者，不反对经验知识，但理性原则是先验的，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79）莱布尼兹为代表。到18世纪后期，康法（Emmanuel Kant 1724-1804）集各家大成，成为理性圣人，代表西方理性化的主流思想。
康德是二元论者，认为宇宙的本质（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人们所见是它的现象。人们感觉到现家，用先验的理性原则（有12条，如因果关系、必然性、实在性等）去认知现象，得出世界的规律和秩序。这种观点，自然提高了主体的地位，强调了自我。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思是存在的证明，宇宙、人类社会的存在的秩序都是由思Presence的。这种世界观自然鼓励人们研究自然、研究社会，追求规律性、合理性的东西。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培根首先提出人要征服自然界，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即指征服自然的力量。此后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朝着这个方向，以至破坏生态平衡。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理性主义者都强调人的本质是自由，理性运动就是争取个人自由。他们又大都主张人性恶，自私自利推动人们勤奋努力，争取幸福。到黑格尔并认为恶也是一种理性，"理性的狡黠"。因而人与人间不免斗争和犯罪，必须用理性来"自律"，即用宪法和法律来防范，使个人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范围内享有自由。
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讲生物生存竞争，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而这是合理的。进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国家理论，原讲天赋人权，变成契约论，统治者与人民订立契约，各讲各的利益。社会人类学讲类意识，一个社会共同体内总要排斥非同类成员。最明白的是经济学，提出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此人们可以无限制地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人与人都在市场上尔虞我诈。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80年代讲"合理预期"，由于合理预期可以使一切公共政策失效。又由于个人理性超过集体理性，一切交易都变成博弈，90年代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给博弈论者。
这里我略谈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人与自然界同一性问题。人是以社会存在与自然界交往的，并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人本质是自由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人自我异化，变成被迫劳动。要经过严厉的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全面的自由劳动。这就是他在《资本论》中所说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自由王国中，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都真正的解决了，而这也就是"历史的全部运动"。
列宁在《哲学事记》中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而在《谈谈辨证法》中说，正确的发展即进化，"是对立面的统一"。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展开"，而是通过"矛盾的揭露"和"对立面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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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理性主义
我认为，宋明理学就是中国传统儒学的理性化。11世纪以来，中国就陆续出现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 、程颐等理学家，同时还有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是另两派理学。济济一堂，梁启超说这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到商宋，朱熹（1130-1200）集各家之大成，建立系统的理学，有如西方的康德。
原来传统儒学是以论理道德为主，朱熹的理学则有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或本体论，有了一套有实践意义的认识论。他的世界观是：宇宙的本原是理或天理，而气是物质材料。天理以"理一分殊"方式形成万物之理，气则按阴阳组合成万物。整个宇宙都是"大化流行"，即互相作用地运动着。这里"理一分殊"是用佛学的理论，"月印万川"，即西方哲学的"一般与特殊"。不过佛学这个理论强调整体观察，西方则强调个别分析。"阴阳"，犹正负，一切事物都由正负两种东西对立统一合成。这原来很神秘，现在看很善遍，倒如电子有负电子，物质有反物质，熵有负熵，"大化流行"是一切都互相作用。人不是消灭自然，而是顺应自然、改造自然。
在认识论上，宋人理学是众"格物致知"开始，达到"穷理尽性"。这与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过程相仿，但康德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本质，是二元论；中国则能认识本质。"性"即本质，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朱熹理学有个大缺点，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有很高的理想，如"民胞物与"，天下所有人都是同胞，而且物、山水牛羊也与人交往，这是很高的思想，但没有实践的方法，只是订了许多教条，如"存天理，去人欲""三纲五常"之类，人们只能自己去"践履"，不对外改革。朱熹后400年，理学无声无气，停留在书本上。
到明后期，出现王阳明（1472-1528）理学，才打开局面。王继承陆九渊的心学，而其精华是"致良知"说。此说把"知"和"心"直接挂钩，认为人心本无善恶，人们用理性来认知善恶，去恶存善，便可致良知。又倡"知行合一"，有了良知便会行动起来。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但它提高了个人理性思维的价值，有打破教条、解放思想的作用。他说"学责深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孔子之言可破，还有什么教条不能破呢？
于是，16世纪就出现了泰州学派，王艮（1483-1571），何心隐（1517-1579）、李贽（1527-1602）和东林党人（顾竟成1550-1612）的反传统思潮。他们批判儒学教条，肯定利、欲以至私，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并讽次时政。这个思潮十分激烈，并有组织活动，不少人被系狱、被杀。17世纪，又兴起了顾炎武（1613-18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以及唐甄（1630-1704）、
颜孝学派（颜元1635-1704）的启蒙思潮。他们以"经世致用"之学为号召，反对居君主独裁，提出令百姓"自由"，以及富民、解禁榷、重商、工商皆本等主张，有点像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但是，明朝灭亡，清人入主中华，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蓬勃一时的启蒙思潮便烟消云散，无功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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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和工具理性
我认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学的理性化。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则把它看成是科学化。他认为宋代理学基本上是科学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宋代的科学技术居于世界的高峰，他估计可达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而他更重视的是由朱熹完成的有机的自然主义世界观，认为这是一种很现代的科学思想。他说，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占统制地位的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曾造过辉煌的业绩使欧洲实现工业化。但到现在，到爱因斯坦时代，欧洲的世界观又向中国的有机论转移了。他说，"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朱熹等人"。（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完成于50年代，1980年版）
这里，我做点解译。我不懂科学，完全外行，只从思想上谈。中国对宇宙的看法一直是一种"生成论"，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易·系辞》"生生之谓易"（易指变动或发展）。西方的自然观，则主要是"物成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原素构成的。生成论是一种整体运动概念，即前述，"理一分殊"，要整体考察。构成论则适用分析方法，解剖其结构，考察各种要素的结合或分离，即运动的规律，也就是笛卡尔一牛顿的机械论。同时，中国是天人合一，宇宙运动与人间活动、天道与人道同理。西方是天人对立，科学发展与人文分离。科学不受道德支配，或说人与自然异化了。
在近代科学发展早期，西方这种机械论的分析方法是十分有效的，它得出许多原理、规律、公式，创造了多种学科，取得工业革命的伟绩。但当科学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出现后，机械论就不够了。相对论要求整体思维，改革了机械的时空观。在量子场中，粒子"产生""烟灭"成为不可面的概念。宇宙大爆炸学说，更把整个世界作为生成过程。李约瑟特别举出怀特海和莱布尼茨。怀特海（Alford
N Whitehead，1861-1947）提出"自然哲学的科学观"，相近于中国理学的科学思想。莱布尼茨（Gotffried
Leibniz 1646-1716）则是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收集中国的天学理论，著出立说。
在科学脱离人文、不讲道德方面，也作了反思。萨顿（Grorgee Sarton 1884-1956）提出建立"科学人文主义"，写了一本《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李约瑟评论说，中国就是科学人文主义的基地。1957年，弗兰克（Philipp Frank 1890-1987）出版《科学的哲学》，主张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离，达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爱因斯坦特地为他写了序言。70年代新三论兴起。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协同论，他说协同论（syngergetics）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有很深的联系，是他的协同论的其础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I比Prigogine）在创建耗散结构论时指出，在开放系统（与外界交换能和信息）之由无序列到有序的自组织现象是普遍的，它正在走向以中国"自发形成""整体和谐"为理想的新自然主义。因而，他的《探索复杂性》一书是1986年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版的。
宋代已有先进的科学思想，为什么中国未能建立起近代科学呢？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Needham's Paradox）。自1964年正式提出后，已有几十种答案。1982成都会议，其中最多的是归之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障碍。李约瑟自已的答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还没写出，他就去世了。但在他许多讲话中已经透露，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但这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从理性主义发展来看，它首先就是要变革旧的封建制度。于是问题变成，为什么宋明理学中途夭折，无功而退？
原来就中国未能出现近代科学而论，早就有人注意了。梁启超、任鸿隽以至伏尔泰，休莫都提出过意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长）曾说中国无归纳法是一大原因。法国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说因为中国缺乏逻辑观念。爱因斯坦有一封信（载《爱因斯坦文集》商务版）说，西言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一是形式逻辑体系，一是系统的实验，"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后来费正清也把中国缺乏逻辑思维作为一项重要原因。1989年李约瑟写信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回信也提到逻辑问题，但他是要求我从经济方面考虑，因为当时我有本明清经济的书在英国出版，所以我主要写了经济上的原因，后来杨振扬宁几次提出中国缺乏逻辑思维问题。1999年他在香港讲"中国文化与科学"认为宋明理学的"理"原也包括寻找自然规律，但因缺乏演绎逻辑、推理逻辑，没有找到。
所谓逻辑，包括分析、实验的归纳逻辑，根据合理、定义、规律得出的演绎逻辑和推理逻辑。不仅应用于自然科学，也应用于社会科学。到50年代，人们特之称为"工具理性"。这是Max Weber首提的，但非新撰。原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学即编入"工具篇"，培根的以实验，归纳逻辑为主的方法论著作题名为《新工具》。这时提出工具理性是对"道德理性"而言的。因为西方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造成环境破坏、道德伦丧。工具理性的含义是：这种理论，能通过逻辑思维，设定一套程序或计划，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不管这样做是否合乎伦理道法。例如克隆人，只考虑如何克隆出来，不管是否有碍伦理。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西方经济学，就是典型的工具理性。（参阅侯样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 江苏人民200年版第三章）
宋明理学讲"格物穷理"，但是讲怎样合乎天理，合乎人性是道德理性，没有工具理性，结果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只能靠"笃践履” 来自律，或"致良知"以自悟。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主张重商，致富，但没有分析逻辑，不知怎样致富，也没有工具性。17世纪顾炎武等的启蒙思潮，提倡"实学"，却也缺乏工具性。我分析了好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他们都有丰富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唯独没有民主观念，只有民本观念。民主是可以工具化的，立宪制、社会制政党、选举制都是民主的工具化，而民本属于德性、难于工具化。所以清人入主中原后，理性主义就夭亡了。到了19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运动，情况有所不同。这时主要是吸取西方的工具理性，所以也取得一些成果，即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不过，中国的真正现代化，还是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那时主要学苏联。期大林的办法是最工具性的，很有效率，但也最不道德，杀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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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理性主义的反思
西方的理性化或现代化，从工具理性看，确实成绩辉煌，人都要遨游太空了。但从道德理性看，生态破坏，道德沦丧，世界充满战争和犯罪，离真善美更远了。这就不能不引起反思和批判。
反思和批判来自各方面。科学方面，主要是批天人对立的世界观，倾向于中国的有机自然观，前面已谈过了。此外，还有新自由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绿色运动、绿党、绿色国际以及和平主义者，都对西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这些我都不谈，仍只谈思想界即哲学方面。（又主要谈认识认方面，因为世界观问题在讲科学思想时已谈过了。
西方新的哲学思想可以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现象学开始。他主张从现象中还出"初始的经验世界"，也就是事物的原始本质。这种还无原不能用逻辑推理，而是直观的，用思维所固有的"意向性"来活化对象。这就破除了传统的主客二元论，而接近于王阳明的"致良知"，王阳明说事物乃"意之用"。
继之，存在主义兴起，其创始人一代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776），认为本质与现象都是存在。本质是“遮蔽”
Verborgenheit， 现象是"敞开"Unverborgenheit，犹如种子与树木。这就很像朱熹所说"显微无间"，微或《易》所说素似种子的东西，显就是实物。海德格尔又认为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不是主体与客体关系，而是人"关心参与"（Sorge，中译本操心）自然和社会，在参与社会中这种关心参与又具有意向性和伦理价值。这也接近于中国理学。中国讲"参天化育，人参与天地就变成天地人，不是主客了。参与社会即中国的仁学。"仁"是二人相互关系，都是主体。
接着，有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1900)的解释学（Hermentics），提出我们对于文本（text）的解释乃是与文本对话、问答，研究历史是与古人对话、问答。所有解释，都不是像康德所说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是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是在交往、问答中产生的。
随之，出现后现代主义大师哈里马斯（Jurgen
Harbermas 1929-）的"交往理性"论。他说在家庭、部落社会人们是自由交往的。现代社会，"野蛮的工具理性"使人异化为物，失去自由，一切社会关系受金钱和权力支配。他要求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通过诚意和协商重建自由社会。交往理性是"主体间"的理性，代替传统的"自我"理性，他认为"自我"是黑格尔"虚构"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者都严厉地批判工具理性，甚到否定18世纪的启蒙运动。大体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理性大师都讲道德伦理的，启蒙运动就偏重工具理性了。不过哈马斯认为启蒙运动是个未完成的理想，未来的时代应该让道德理性主导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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