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

时间：2000年11月24日下午
    地点：中关村南街中科大厦B座6层中科俱乐部。
    主讲人：常沙娜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常沙娜教授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现在该院合入清华大学。常教授仍在上课，指导研究生。同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会长；人大常委，负责文艺方面的事务。常沙娜教授在将近两小时内所谈内容，可概括如下：
    一、敦煌文化的源头：
    从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1907年从甘肃敦煌千佛洞和石窟中拍摄来的图像汇集装订成的《敦煌图录》中，可以看到那6本册子里的图像记载了我国从4世纪到14世纪前后共约1400年的艺术创作。其中北魏早期（公元5世纪）的壁画，气势雄伟，人物生动有力，说明那时的敦煌文化已很昌盛了。
    据有些史学家考据，敦煌地区在秦汉之前。已有月支等民族居住。距近已约2000年。西汉（206 B.C.-24A.D.）时代，敦煌被建立为县，有中原移民定居。随设防，筑长廊（后成为长城的一段），设杨泉、玉门两个关口。在东汉、南北朝时代，敦煌是重要的通商市镇压及产粮基地，并在中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
    敦煌原来在当地名为莫高窟。老百姓称那些石窟为"千佛洞"，"敦煌"两字的原意是"很大"。因当时该地区包括了四郡两关，即：酒泉、嘉峪、武威、张掖；阳关和玉门关。（明太祖时封闭这两关，另设嘉峪关。）这些都是当年的丝绸之路上通西域的要塞。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被俘虏11年，后跑回长安，再次出使西域，对沟通双方文化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藏经洞与敦煌文化
    谈到敦煌文物的价值，可说是无法比拟。整个千佛洞地区是个艺术宝库。至少累积了1400多年的带有历代艺术风采的壁画、雕刻、经卷等等。背景题材虽以佛教文化为主，但不同时代的艺术品，也反映了传统的民间艺术特色。例如画中的故事多拟人。表现善恶者转世后的不同处境。早期的文物，受当时印度佛教的影响较深，艺术品中反映释迦摩尼的故事较多。到了北魏、隋、唐时代，愈来愈中国化。敦煌文化延续了九个朝代，其中最长的是唐。武则天执政时，就曾修复莫高窟，古埃及与希腊文化都没能延续下来如此之久。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善于兼容。吸收传教士们带进来的波斯、印度、罗马文化，使之为我所用。当时在敦煌，文物同时表现出佛教、道教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石窟佛洞的供养人故事更反映出地方仕绅的生活。社会、政治、体制及经济情况的历史背景，如汉、唐、隋等朝代在不同时期，服饰、色彩都不同。唐代把佛像女性化："美"的风格与前朝不一。宋代则有些城市化，文物的格调多千篇一律。
    藏经洞的发现，仅有100余年历史，是常住在莫高窟区域下寺（当时可能按地势高廉，将寺院分为上、中、下，都是僧侣们住的地方）道教僧人王源禄无意中发现。时为1900年6月22日，当时他是为了清除第16号石窟过道上的积沙，发现了这个封闭的密室。（后名为第17号石窟）。堆满了经书、画卷。可能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因逃难而为。王道士原是士兵出身，对这些文物的价值毫无概念，不时把这些珍品拿去送给地方官员以搞好关系。1904年甘肃行政长官令敦煌县政府查封藏经洞的宝物，并令王道士负责保管。从1907年开始外国的考古人员接踵而来。王道士五次将珍品廉价卖给掠夺者。他们运回珍藏在博物馆里，并从事研究、著书立说。以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时，我们召开的敦煌艺术研讨会上，外国人认为敦煌学始于国外，我国学者争论始于国内。不少人还认为王道士廉价卖出的大批珍品现展存在外国，是做了件好事。我们虽不同意，但这话值得我们深思！
    前边提到"石窟供养人"，是指为开凿石窟捐钱的人。第一个创建者是沙门乐宗和尚。在秦建元二年（366 A.D. ），他云游至莫高山崖时，突见金光闪闪，看去象似万尊弥佗，因而他挖凿了一个石洞并建立佛堂。第二个创建者是法良禅师。随后陆续不断每年都有供养人来开建。这些人多是虔诚的云游僧侣或佛教教徒：或是过往商客，地方仕绅。有的为了还愿，或做善事身后好升天，有的为了做过坏事赎罪，在敦煌地区内，岩洞很多，已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区。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外的莫高窟，从4世纪到14世纪，在从南到北的1680公里范围内，挖凿洞穴，座立佛像的活动，一直未停。据统计现在在南莫高窟区有岩洞492处，在北区有243处，共计735处。洞高15-30米不等，分布在四个阶层上。
    三、与敦煌文化有关的人物。
    对敦煌艺术有影响的人物，常沙娜是由近及远谈起的。中国画家张大千是最早到过敦煌的一个。他计划去半年，1940-1942年在敦煌临摹壁画，为了介绍敦煌文化，一呆就过了两年，并亲手编排了88个窟号。1942年，他离开千佛洞离开四川时，送给常沙娜父亲常书鸿一件礼物，是张大千亲笔给画的一幅弯弯曲曲在树林水渠边一个隐蔽处找到食用蘑菇的路线示意图。在莫高窟戈壁之中，没有什么蔬菜，能找到天然的食用菌菇，还真解决了一些我们生活上的问题。
    1942年常书鸿去了敦煌。当时重庆文化界对敦煌文化很重视，1943年正式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
    常书鸿（1901-1994）于1927年留学法国。在近10年的学习、创作生涯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得金奖，为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次他偶然在塞纳河畔旧书摊上的美术图片部发现一套《敦煌图录》，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图录》内容是300余幅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图片。《图录》的序言说明那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看到那1500年前的古画及藏文、蒙文的题字，他爱不释手。第二天又去了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于1907年从敦煌盗去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发现国内文化竟如此优秀，决心放弃对西方艺术的追求。1936年回国到北平艺专。二战爆发时，37年，我们全家到了上海，随后又逃难至贵阳，被炸得一无所有。一个天主教堂收留了我们两个礼拜，辗转到了昆明。我入园通小学学中文，父亲到重庆住在沙坪坝，经常与一些老朋友如吴作人等相聚。1942年，父亲一个人去了敦煌。冬天回来时就说下决心留在敦煌工作。第二年我们全家去敦煌。那时我弟弟才三岁。大西北冰天雪地。我们坐着大牛车，摇摇晃晃地到达了千佛洞。父亲还带了几个艺术学院的大学生。我的母亲是留法多年的雕塑家。对国内生活很不习惯。但在千佛洞看到那些精致的雕塑艺术品。安心地呆了下来。父亲很忙，无法顾家。我在酒泉一所中学读书。寒暑假回家，就在父亲身边学画。
    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后，重庆政府准备复员迁回南京。中央研究院决定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但各种接管关系还一时没有头绪，先后来所工作的人大多走了。我母亲也离开我们他往。我和父亲暂时离开千佛洞取道兰州去重庆，落实研究所的接管问题。在兰州，经省教育厅厅长等人提议，我们开了一次父女画展，得到很高的评价。常书鸿于1946年中秋节前夕带了几名年青的艺术院校师生回到敦煌，遇到过种种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文革中也遭受批判审查。但为保卫敦煌，使千年的灿烂艺术珍宝能永放光芒，他在敦煌先后度过了50个春秋。赵朴初先生曾为我交亲提词："魂系敦煌"。确实，我们全家和在敦煌工作、学的师生对敦煌文化可说是万分崇拜、忠心耿耿。我个人作画受敦煌艺术影响很大，当年搞十大建筑时，要我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我出手就将敦煌的形式搀和进去。同样，在后来接受李政道先生委托，为几次物理学研讨会专用告示插图，用国画描绘的"雷神引高能"、"探夺物质"、"创天"等作品中，也都含有敦煌艺术的色彩。
    我爱好民族艺术，但也认为要有交流，要研究中外名作，对不同的风格要能赏识。但不能照抄。鲁迅曾说过："愈是传统的愈是国际。"我们的敦煌艺术品和国画大师们的作品，珍藏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里，莫不受到重点保护，价值连城。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多学点我国的历史，珍惜我们引为骄傲的宝贵文物财富。不能妄自菲薄、否定我们祖国的文化遗产。
    下边谈谈敦煌文物被外国人掳夺的情况：
    第一个来到敦煌的是英国人Aurel Stein（1862-1943）。他祖藉匈亚利，曾在牛津及伦敦大学读书。1887年他到了印度，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资助下，三次到中亚地区考察。第一次他到过和田，第二次到了楼兰和河西走廊。1907年，他在靠近敦煌的长城，发现了大量汉代的竹、木板条，上面刻有文字。他再前进，到了莫高窟，拍摄了许多洞内壁画的照片，他的助手兼翻译江晓万（音）帮他从王道士手中廉价购买了24箱经文手稿，5箱绢画等等。1912年他出版的《沙漠支那废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他此行的经过。他第三次重访莫高窟，1913-1915年，又买去570多幅经文手稿。总计，Stein从敦煌买走的东西不下两万多件。存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及现在印度国家博物馆等处。
    第二个到敦煌涉猎文物的法国人Paul Pelliot（1878-1945）是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中国人叫他伯希和，他早年在法国社科院和东方语言学院读书。后去越南继续学习并在越南考古学会工作。他曾来中国数次。 1904 年他回到法国被任命为法国中亚考古远征队上尉。1908年到了敦煌，将所有的石窟进行编号，抄录了大量碑文，拍摄了众多壁画的照片。因他能说汉语、能读中文，王道士让他浏览了藏经洞里Stein买后剩下的佛经案卷及碑文手稿，及非中文的原件及其他精品。他以廉价收走的珍品不少于一万件，有些存在法国东方文献馆，绢画等存在巴黎吉美（Guimet）博物馆。1909年秋天，Pelliot带了一些莫高窟里拿出的手写经文原稿去北京，会见了几个中国官员及学者，他们大为震惊。认为窟中必然尚有残存的碑文和珍品，就以清朝教育官署的名义电令陕西、甘肃地区行政长官封闭藏经洞。宣统二年（1910）清朝教育总署命令将所有窟中文物送到北京。王道士随即藏起了不少经书手稿。送去北京的部分，被沿途地方官员私自留下不少，珍品送到北京图书馆时，仅18箱，共8697件。其中有些大幅绢画已被有些官员一分为二，以凑足件数。掩盖罪行。
    下一个去敦煌的是日本爵士Kozui Otani（1870-1948），1900年他到欧洲研究宗教，得知Stein在中国的考察成就，振奋之至。1902年去亚洲西部考察古代佛象遗址。1903年他继承他父亲成为"纯真大陆派"的第22世首脑。1911年派ZuichoTachibana和Yoshikawa Koichiro去敦煌，他们呆了八周，从王道士处购买了400件文物，在428、444石窟上刻下了他们的名字。带回日本的文物存在Ryukoku 及Otani两所大学里。
    俄罗斯的Sergei Oldenberg（1863-1934）于1914年率考察队去敦煌，他们制定了在443个石窟工作计划，包括作油彩素描，水彩临摩测定物件的正、侧面比例等，并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并从敦煌居民手中购置了300多件经卷手稿，出土了埋藏等的手稿、碎片、绢丝、麻纱、纸张物品等多件。经文手稿多存在俄罗斯科学院的St.Petersburg东方研究所，其他珍藏在St.Petersburg大寺院。
    到敦煌最晚的是美国人Langdon Warner（1881-1955）。他1924年率哈佛大学考古队到敦煌时，藏经洞内的珍品已被掳空。他不甘心空手回去，便将注意力转到石窟本身。用胶条和胶水粘贴在335、329、323、321和320各窟的墙壁上，试图剥取下壁画，他弄走了不下一打（12张）幅壁画的碎片，和328号窟洞前墙左边壁龛上捐助人的影像，由于技术问题，剥落的壁画都不完整了。有的碎图片在运输过程中丢失。这些后经修复的壁画现在多存在Arthur M Sackler博物馆里。Waner的窃取方法对敦煌艺术品是人为的破坏，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恨。他1925年再去敦煌时，受到阻止。他的高明手法未能得逞，空手而回。

注释：
   一、本稿件系李佩教授按常沙娜教授的讲述录音整理，未经常教授审阅。
    二、有些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参考了常书鸿的《九十春秋》的开始部分及张文彬主编的为纪念藏经洞（藏经寺）发现100周年出版的《敦煌》（英文版）的前言及最后"藏经洞的发现"中大部分资料。
    三、《九十春秋》常书鸿等，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Dunhuang》A 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of the Discovery of Cave Library, Chief Editor: ZHANG Wenbin, compiled by 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published by Morning Glory Publishers, first printing 2000